【1995年考古发掘】邵武斗米山遗址发掘
斗米山遗址考古发掘
斗米山遗址位于邵武市沿山镇百樵村东部一座俗称斗米山的小山丘上，面积约7000平方米，1987年全省文物普查中发现，1995年夏、冬先后两次发掘，揭露面积1402平方米。发现房屋建筑遗迹3组、灰沟7条、灰坑21个、墓葬22座（下层7、上层15座）。出土石器197件、玉器21件、完整或可复原的陶瓷器268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
斗米山遗址全景
出土的石器种类有锛、斧、镞、刀、锥、锥形器、圆柱状器、砺石1；玉器有斧、璜、玦、锥形器、环、饰件；陶器有鼎、釜、罐、壶、单耳杯、豆、双耳盘、圜底杯、单耳杯、鬶残器。
出土陶生活用器可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其中，夹砂陶数量较多，约占三分之二;泥质陶相对较少，仅占三分之一。陶器烧成温度较低，极易破碎，且陶片多细小。墓葬中随葬的完整器，也多与填土相粘连，不易单独取出。陶器器表呈色以灰色为主，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它还有红、黑、黄色等，但呈色单一者较少，往往兼有红褐、黑褐、灰黄等等。陶器制法手、轮兼面有之，轮作多限于器物的口、肩、腹部分，而器足、器耳、盖钮等则属于手制后再行衔接的，陶器表面的装饰手法有拍印、按捺、戳印、刻划、施衣及附加堆饰等，但数量有限，仅占陶器总量的五分之一。而素面无纹则属主流，约占五分之四，拍印纹饰中常见绳纹、曲折纹、大方格纹、篮纹，还有极少量的涡纹、席纹、凹点纹等;按捺纹如手指按压，凹凸起伏;戳印纹中有圆点、圆圈纹;刻划纹主要为斜线平行或斜线交错。个别素面泥质陶中有施红衣现象。此外，也发现少量方格纹与曲折纹、绳纹与附加堆纹、戳点纹与绳纹等复合纹饰。
斗米山遗址是我省闽北地区为数不多的保存较好的古文化遗址之一，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已初步了解了该遗址基本上存在着两种文化内涵，下层为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中，发现了古代先民的建筑遗迹现象，还发现了一批同时期的先民墓葬。这是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继浦城牛鼻山遗址之后的重要发现，对我省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又增添了一批崭新而宝贵的内容。
1、下层文化遗存的基本内涵、特征
斗米山遗址下文化层所发现的这批材料，就福建境内以至闽北地区而言都是崭新的，因而需要作认真的总结。下层发现的三组以柱洞与灰沟(多属排水设施)为代表的建筑遗迹，均构筑在稍作铺垫(有的用红烧土、有的用小河卵石等)的生土台上，台面并不十分平整，柱洞排列似较随意，但每组的众多柱洞又有规律地同处在一个大体长方形的范围内，据此推测可能属于平面略呈长方形、由木柱架构、木柱支垫的单体建筑，类似于“干栏式”房屋。下层发现的七座墓葬，均为竖穴浅坑式，但平面形状多不规则。墓向多属东西向，大小不一，大者长达3.2米，小者仅长1.56米。随葬器物悬殊较大，多者分别达24、30件，少者仅2-4件。随葬器物中特别突出的是发现有较多的小型玉器，几乎每墓均有，最多一墓达6件。这在福建以往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是少见的。下层出土的石质生产工具类型较简单，多属小型工具，以锛、镞为主。下层出土的陶器及陶片基本上分为夹砂和泥质两大类，其中夹砂陶数量明显较多。烧成温度低，极易破碎。器表呈色以灰色为基调，但却极少一器呈色单一的，往往兼有红、黑、黄等。素面无纹是这批陶器、陶片的主流，其他装饰手法有拍印、按捺、戳点、刻划、附加堆饰及施红衣等，但数量均有限。装饰纹样中，以绳纹、曲折纹、篮纹、大方格纹较常见。陶器类形中，炊器鼎、釜并用，较多的形式各异的鼎足表明用鼎数量较多，鼎身的器形特点以圜底罐形居多，也存在釜形和平底盘形等。其他器形有圜底罐、双耳罐、圈足壶、圈足豆、双耳盘、平底小钵、单耳杯及驾残器等。从总体上看，下层陶器群的器形特点乃是以圈足和圜底为主，三足器仅见鼎类，袋足器极少。斗米山遗址下文化层的基本内涵及其反映的文化特征，与闽北地区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基本文化面貌是相一致的。特别在石质工具类形和陶器群的陶质、制法、呈色及器类组合等方面，与浦城牛鼻山下层、武夷山梅溪岗下层都大体相类同。
2、斗米山下文化层的年代，目前尚缺科学测定数据，只能从陶器群的对比中作初步推测
在闽北地区可资比较的主要是浦城牛鼻山遗址下层出土的陶器群。斗米山下层与牛鼻山下层的陶器群，在器物形态及器类组合的总体特点上，具有较多相似性，如都盛行圈足和圜底器，并存在一定数量的三足器及极少量的袋足器。器类组合中鼎、罐、壶、豆存在着更多的共同点，如斗米山的A型鼎、B型罐、AB式、ABI式双耳壶、AB式敞囗豆、A北式敛囗豆等，就分别类同于牛鼻山的釜形鼎、AIV式罐、AH式、CП式罐、1式钵形豆、B式钵形豆等。这些相似或相同的因素，不仅反映了它们文化的相似与相同，而且也表明了它们年代上的相近。牛鼻山遗存(包括上、下层)的年代，通过与邻近的江西樊城堆文化相比较，据该文化中拾年山遗址出土的木炭测定数据③推测为距今4000-5000年。拾年山遗址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其中第三期文化的年代与江西山背遗址的年代相近，距今约4800年左右，第三期文化，既与广东的石峡文化有关，又与江西已发掘的筑卫城下层、樊城堆下层、尹家坪下层有联系，其中最典型而在江西又最常见的是盘形鼎，这与斗米山下层出土的C型盘形鼎的风格一致，斗米山下层出土的形态各异的鼎足，亦常见于江西上述遗址中。据此可推测斗米山遗址下文化层的年代约距今4500一5000年之间。
斗米山下层与牛鼻山下层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如在陶质构成上，牛鼻山下层的泥质陶数量明显多于夹砂陶。某些器类也各有缺失，如斗米山下层的釜类器、B型圈足壶就不见于牛鼻山下层，而牛鼻山下层常见的三足盘亦未见于斗米山下层等。这些现象说明二者间仍然存在着许多时间或空间上诸多研究课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3、其他相关问题
福建境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以往的发掘所发现建筑遗迹比较少见、屈指可数，闽北地区仅在武夷山的梅溪岗遗址和明溪的南山塔下遗址中有所发现。如果说斗米山遗址下层所发现的这批建筑遗迹现象，可表明其建筑形式是属于类似“干栏式”类型的活，那么以往的发现在建筑形式上却与此大不相同:梅溪岗遗址下层发现的三组(F1、F3、F4)，均为平面圆形或椭圆形的小木构单体房屋，应属于类似“窝棚式”类型一而南山塔下的下层所发现的红烧土硬面，如果是居住面的话，那也只能归属于“穴居式”类型牛米山遗址下文化层所发现的建筑遗迹，显然为研究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居室类型，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所有这些，对于探讨闽北地区以及福建境内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居处环境及建筑形式，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闽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目前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尚嫌太少，在时间及空间上都存在诸多的尚待探索研究的课题，通过牛鼻山、斗米山等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以及近年来的初步研究，虽然已显现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大体轮廓。在其文化内涵中，除了存在区域文化的自身特点外，不仅能看到同江西邻近地区同时期文化的某些相同因素，如不同形式的陶鼎足、袋足棠等均属内陆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常见器类。同时也能看到同福建闽江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同时期文化的某些相同因素，如圜底釜、圈足豆、圜底罐等与昙石山文化的出土物都极为相似，这些应当是闽北新石器文化中来自不同地域的影响所致，从而亦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内陆同沿海地区的文化交往就相当频繁，闽北地区正是中原或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通往东南部沿海的必经之路，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所见到的这种同周邻地区I司时期文化的相同因素，正是该时期文化交住互动的反映。当然，对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所形成的自身特点及发展过程，特别是在整个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同周围不同文化区系的交往发展中，是否已形成自身的系统，或者仅仅是不同文化区系的一个交汇点等等，还需要充实大量的考古资料，这是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的。
斗米山下层文化遗存中，还有一个以往鲜见的现象，就是在墓葬中多见有小玉器随葬，主要为斧、璜、玦、环、锥等一在中国长江流域及东部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以安徽的薛家岗文化和江浙的良渚文化最多弘，其中璜、块等无论形制、色泽等都如出一辙，这些玉器很大可能就来源于这些文化中，因此，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闽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受到江淮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对上述年代的推断也是一个佐证。
部分出土文物图片